無題20191109

一個人在辦公室圖書館讀《浪花》雜誌。窗外是興建中的大樓,窗口另一邊也在興建大樓。以後這裡都會長滿大樓,擁擠的空間更擁擠。破爛的馬路因羅里頻頻進出而更破爛。

也許大樓長高後,可以遮蔭,毒辣的太陽就不再那麼囂張。

但是,說不定,爬滿玻璃的大樓反而帶來溫室效應,到時候不曬卻更悶熱。

各種噪音,工地的、車輛的、吵雜的人聲。

那天到學校的研究生院,一路上去,人煙稀少,感覺就像遠離凡塵,也更舒意。儘管外食不便,但至少精神不會那麼壓力。

XXX

讀含沙蕃薯梨的研究,這傢伙來自蘇門答臘島某個叫做Barus(阿拉伯人稱作Fansur)的地方。十五十六世紀時期是個繁忙的港口,世界各地商人、傳教士往返於此。十七世紀左右,被亞齊王朝吞併後就開始沒落迄今。

含沙蕃薯梨(Hamzah Fansuri)是當時著名的蘇菲派伊斯蘭教士,據悉是第一位採用馬來文撰寫知識書籍的人,同時也是第一位把阿拉伯的殺意兒(Syair)詩體轉換進馬來文世界。他的作品不僅充滿著“人主合一論”(Wujudiyah)思想,其中包含個人主義;同時也經常針砭時政。故此,其著作後來遭到亞齊王朝的國師奴魯丁垃泥隸(Nuruddin al-Raniri)的清算,這一派的蘇菲主義思想遭到“焚書”的高級待遇。至今含沙流傳下來的著述不多,包括兩本薄薄的宗教論著,以及一些殘缺的詩句。

1970年代左右,噻納雞阿鵝榻螄(Syed Naquib Al-atas)為含沙翻案,認為馬來現代文學的起源應該是含沙,而非鴨都拉(Abdullah Munsyi),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其作品中有明顯的個人主義色彩。在這之前,學界向來承認鴨都拉為馬來現代文學之父,一方面因為他的現代思想(殖民地現代性)對封建社會進行犀利批判。另方面,從文學外部的角度看,鴨都拉是首位採用印刷技術的馬來作家。馬來文學界當年的老大椅螄霾糊滲(Ismail Hussein)就據此反駁,而與納雞展開辯論。但,幾年之後,椅螄霾也不得不接受納雞的論點,而認為含沙是帶入現代思想進馬來文學的第一人。

這樣的“轉變”,意味著什麼?我們必須把它置入“伊斯蘭現代性與西方殖民現代性的框架來思考——出於對西方現代性等同普遍性的質疑,馬來學術界在1960年代以後,就不斷想要回歸其伊斯蘭傳統,從自己的“根”去掌握與認識自己,藉此擺脫西方殖民現代性的框架。

這個問題在馬來知識界相比起中文學界,尤其重要,因為“馬來知識”在傳統上沒有太多積累,而是靠西方的東方學者——特別是19世紀之後——建構起來。這跟中文世界長久以來有著自己的連續性的知識傳統,相當不一樣。意思是說,回歸“根”相對容易。

反之,馬來人的“根”就相當困難,一方面缺乏文獻史料,另一方面由於傳統的斷裂,也無法追溯回到更早之前的印度教佛教時期——固然,他們對於這時期的忽略,可能也是有意為之。

於是問題在於,為何是回教?而非印度教?學者自然有一套論說,在馬來文學,普遍見解認為,印度教的影響微乎其微,沒有在思想上帶來啟蒙,而是君權神授那套意識形態。文體上也沒太多影響,不如伊斯蘭時期有“殺意兒”詩體的傳入。

但,實際上是否真的如此?

國內學者對此似乎沒太多反思與批評。也許,鄭文泉多年來嘗試“回歸”印度教的嘗試,是當中孤而寡之的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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