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與實踐

「知識分子」與「社會改革」之關係,我想這兩者之間,對一些人來說,可能會認為,這當中存在著一定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至少可分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層面,指「知識分子」的公共性問題。它所指涉的是,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沒有生產力的群體,無法自力更生,需要依賴一個建制才能過體面生活。因此往往容易被體制收編。這導致他們在言論與行動上,可能基於個人利益考量,而不敢說真話,甚至為主子說假話。其次,他們也可能未能意識到自己的位置與社會責任,而僅僅專注於自己的專業領域,不問世事。以上兩種情況,都導致知識分子失去公共性。無論如何,「公共性」的問題不應該僅針對知識分子。一般民眾,如果缺乏「公共性」,也就是不參與公共事務、關心社會議題、僅僅是個消費者而非自主公民,那也會構成嚴重問題。「知識分子」被特別提出來,顯然說明知識階層所能發揮的作用,有別於一般民眾。但這不是我今天要談的問題,我就此打住。

第二個層面,則是牽涉到知識分子如何實踐的問題。具體地說,它指涉的是「批評/理論」與「實踐」之關係。這將會是我下來要談的話題。

「批評」與「實踐」之間存在張力,這樣的關係,導致知識分子處於一種兩難關係中。這主要原因在於,「批評/思想」和「實踐」是根據不同邏輯運作的。錢理群就指出:「思想和實踐之間有不同的邏輯,思想講究徹底而不妥協,但實踐則是要妥協;思想講究超前,實踐則重視現實。」當然,我們不一定要接受錢理群的分析。因為,對一些人來說,思想可以是妥協的,也可以是不講究超前的。換句話說,「思想」與「實踐」之邏輯關係,不同人可以有不同想法。錢理群所主張的,其實是理想主義者版本的邏輯。也就是說,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一位理想主義者應該如何自我拉扯?對於現實主義者來說,根本不需要預設一個缺乏現世性的「理想」存在,因此「思想」和「實踐」之間,就不具備錢理群所說的那樣的張力,甚至其關係可能是融洽的,而非緊張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思想」本身是由「實踐」或「現實」所框限、決定的。

無論如何,在此並無意深入討論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者的問題。我所要談的,其實是個比較簡單的問題:對很多人來說,知識分子就是一群壟斷知識,嘴巴很厲害的人。但是,他們「說就天下無敵,做卻有心無力」。如此一來,知識分子的批評或理論建設,往往不被人們視為是「實踐」。

我想要說的是,對我而言,「批評」本身就是某種形式的「實踐」。但是,「批評」要被視為「實踐」,有一些條件需要滿足。

首先,必須說明,「批評」有好多不同的類型,不同的批評有不同的規範。比方說,道德批評,基於一些原因,批評者與批評對象必須同等看待。也就是說,批評者的「意見」,作為規範性指令,不能僅僅局限於對象,也必須把自己包括在內。比方說,當我批評某個人不能貪污,這個批評必須同時指涉所有人,包括批評者本身。之所以如此,因為道德被預設為具有普遍性,因此道德批評為了體現平等價值,不能把部分人排除在外。換言之,在道德領域,批評和實踐不能分開看待,而必須等而視之。

在此不談道德批評,僅談「人文批評」,這種批評主要發生在文化、知識甚至政治領域。比方說,影評、書評、政治評論等,都可概括在這範圍內。很顯然地,人文批評與道德批評,可能會有重疊之處。但我在此的區辯只是權宜手段,純粹是要釐清一些小問題,所以即便有不周延之處,也無關緊要。

相對於道德領域的「平等」色彩、「批評與實踐不能分離」原則。人文批評卻是帶有「差別」色彩與「批評與實踐的分工」原則。這是兩者在原理上的區別。

簡單地說,任何有關影評、書評乃至政治時事評論等,都允許批評者不被自己的批評意見包括在內,而形成了批評和實踐的分工。換句話說,一個寫影評的人,批評一部電影拍得爛,我們不能像道德批評那樣,也要求作者必須拍一部高水平電影。這種要求是不合理的。

批評和實踐的分工之所以可能,是基於兩個客觀條件。首先,必須有充足的社會資源(人力、物力、技術等),否則我們無從談分工。試想想,一支足球隊由十一個球員組成,才有可能分工,有前鋒、中鋒、後衛。如果整個隊伍只有一個人,談分配崗位根本是多餘的。換言之,唯有球隊擁有充足資源,如人力資源,分工才可能,也才有意義。

其次,我們必須接受一個事實,這世上的社會資源的分佈,無論是天生、自然乃至後天的,都是不均勻的。

以上兩點,第一點決定了分工的可能性,也就是指批評和實踐可以分離。第二點決定了分工的多樣性,也就是說,當社會資源充足後,分工成為可能後,如何分工就由第二點來決定。

舉個例子,A生長於富裕家庭,成長過程中有著豐富的資源,畢業後有機會到國外修讀電影系,成為電影導演。B則自幼家貧,中學輟學後靠販賣翻版VCD維生,工餘看電影打發時間,日久有功,培養了鑑賞電影的能力。

因此,我們的社會,就有了一位導演,負責拍電影;一位影評家,負責罵導演。如果拍電影被視為是「實踐」,那麼影評則無疑是「批評」。這麼一來,我們就已經說明了,何以批評和實踐,在人文領域,是可以分工。之所以可以分工,乃是基於前述兩個條件,即資源的充沛(但有限)與分佈不均。進一步說,不僅僅是可以分工,而且站在社會的廣大利益面看,也應該要分工;這基於兩點,首先,這意味著一個人能夠更充分地發揮有限且分佈不均的社會資源的價值,因此這是人的潛能的發揮。其次,這種批評將促成人類整體的人文價值的進一步提升。故此,無論就個體或整體,人文批評的分工是必須的,也是應該的。

也正是基於上述的考量,至少在人文領域,批評本身就是實踐的一部分,而不是非實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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