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歲末雜感之三

1.

早上起身,賴了一陣子床,就到圖書館。本來想說一個人可以安靜地讀資料,卻不小心打開youtube,就這樣聽歌、看影片至中午。

臨時決定去參與Malaysia Muda舉辦的遊行,結果搞錯公交路線。本來在圖書館外不遠的Monorail就有直接抵達的點站,卻跑去Pasar Seni搭地鐵、再在Bukit Bintang轉Monorail。

2.

幾年前曾參與這批人舉辦的Kita Lawan系列示威,都在Sogo集合,出發到獨立廣場或KLCC。

那時候希望看見一些人、事、物,都敗興而歸。

記得有一次,忘了是什麼遊行集會,場面似乎比較起Kita Lawan壯觀許多。大家一起走了段路。好像是從Sogo出發到獨立廣場,然後再轉向KLCC。大家在那裡擺地攤,結束後我們在陽光廣場吃晚餐。

那時候遊行示威總是可以輕易號召到群眾,路邊的支持車笛也特別響亮。

3.

一個人看了部電影,走出電影院,心情突然非常低落。想到回去還必須趕稿,就整個人失去了勁。

4.

早午餐吃燒肉麵,下午、晚餐則吃了芋泥、corn in cup、cheese cake ice cream和薯片。

5.

很懷念去年有段能夠專注寫論文的時間。密集地閱讀、構思、寫字、修改。去年那兩篇,大概是我兩三年來最滿意的了吧。

有時候想,如果這就是我的高峰,未免也太“低”了吧。且結束得太早了,眨眼間整個人生就走下坡。 答應自己,如果真的無法改善狀態,還是不要眷戀比較好。把位子和資源留給更適合的人。

到時候自己該做什麼呢?沒有儲蓄,也沒有什麼技能。如果有口才,倒可以到處去演講騙人。如果有色相,還可以騙個人來陪伴。什麼都沒有呢,多糟糕。

6.

播著“天空之城”,每顆音符都像敲進心裡面去。第一次聽應該是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吧。哈哈,明年就是畢業十週年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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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岁末杂感之二

1

年轻的好处是,可以把烦恼交给时间,交给未来。但我已经不年轻。

2

整理年度工作简报,本以为今年无所作为,但原来发表了不少文章,也发表了几次演讲。

文字似乎已无法提炼,口才依旧不行。更可悲的是,脑袋没有什么新东西。看来,生命力确实是会影响一个人的思考。

我确实需要生命力的灌溉,才能从枯萎中茁壮起来。但这谈何容易,由不得我控制。

3

很想要得到某个东西,但就是无法得到。即便那要求是多么的卑微、凡俗,不可得就是不可得。

所以,没办法,只能改变自己,压抑自己的欲求吧,放弃自己的向往吧。

4

很多文章都有预设的读者,但所希望的读者,大概不会在此出现。

5

来年期望:摆脱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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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歲末雜感

1

今年8月,搬離住了六七年的八打靈,到吉隆坡,一個人住一間屋子,耗了很長一段時間才適應。

昨天獲悉,12月底會有個室友遷入。據說還是美女呢。

2

缺乏幹勁,很多事情都半途而廢。年度讀不完的書,大概是有史以來累積最多的吧。讀得完的,應該是近幾年最少的一次

3

生活時而充滿熱忱,時而頹喪,無力感不斷來襲。

年頭與幾個朋友合作,搞了個圖書館。也搞出版,舉辦各種活動。每次進行到差不多時,就洩氣了,必須退下前線。

跟休息不休息無關,因為放假出去走一圈回來後依然是如此。

好像來到了人生的瓶頸。或者人生高峰的邊界,無法逾越。於是就在邊界內逗留,徘徊,然後就往邊界的反方向走回去。不甘心,回首,再回首,頻頻回首;倒回頭,鼓起勇氣去挑戰邊界,然後挫敗。如是反复再三。

4

有個有幾面之緣、吃過頓飯的人,從台灣畢業回來沒多久,選擇輕生。

是要有多大勇氣,才能下定決心呢?那過程肯定非常煎熬。其實,選擇離去未必是有勇氣,反而留下才是。

但勇氣或沒勇氣根本不是問題吧。

5

今年的論文寫得很少,才三篇。明年必須加把勁,多寫幾篇。

似乎無法再迴避念博的事了,如果要在這行業繼續呆下去的話。

但一時半刻也想不出可做的課題。博士論文的要求,不容易熬。

國內或國外?

似乎也沒得選吧。

其實也不是的,朋友總是捎來某某國外學者希望收些馬來西亞學生,問我的意願。可能可以拿到不錯的獎學金呢。

再想想吧。

6

三年啦,那麼快,但大概就是如此了。邊界是無法闖過去的,只能無限接近邊界,只能站在邊界觀望,彷彿有一天那邊界會自我消解,對岸神秘的景觀就會映入眼簾,然後就可以跨步過去,找到新生。

想得美吧。

經過那麼多次的失敗之後,不會再讓自己天真了。

7

記得曬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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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與實踐

「知識分子」與「社會改革」之關係,我想這兩者之間,對一些人來說,可能會認為,這當中存在著一定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至少可分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層面,指「知識分子」的公共性問題。它所指涉的是,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沒有生產力的群體,無法自力更生,需要依賴一個建制才能過體面生活。因此往往容易被體制收編。這導致他們在言論與行動上,可能基於個人利益考量,而不敢說真話,甚至為主子說假話。其次,他們也可能未能意識到自己的位置與社會責任,而僅僅專注於自己的專業領域,不問世事。以上兩種情況,都導致知識分子失去公共性。無論如何,「公共性」的問題不應該僅針對知識分子。一般民眾,如果缺乏「公共性」,也就是不參與公共事務、關心社會議題、僅僅是個消費者而非自主公民,那也會構成嚴重問題。「知識分子」被特別提出來,顯然說明知識階層所能發揮的作用,有別於一般民眾。但這不是我今天要談的問題,我就此打住。

第二個層面,則是牽涉到知識分子如何實踐的問題。具體地說,它指涉的是「批評/理論」與「實踐」之關係。這將會是我下來要談的話題。

「批評」與「實踐」之間存在張力,這樣的關係,導致知識分子處於一種兩難關係中。這主要原因在於,「批評/思想」和「實踐」是根據不同邏輯運作的。錢理群就指出:「思想和實踐之間有不同的邏輯,思想講究徹底而不妥協,但實踐則是要妥協;思想講究超前,實踐則重視現實。」當然,我們不一定要接受錢理群的分析。因為,對一些人來說,思想可以是妥協的,也可以是不講究超前的。換句話說,「思想」與「實踐」之邏輯關係,不同人可以有不同想法。錢理群所主張的,其實是理想主義者版本的邏輯。也就是說,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一位理想主義者應該如何自我拉扯?對於現實主義者來說,根本不需要預設一個缺乏現世性的「理想」存在,因此「思想」和「實踐」之間,就不具備錢理群所說的那樣的張力,甚至其關係可能是融洽的,而非緊張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思想」本身是由「實踐」或「現實」所框限、決定的。

無論如何,在此並無意深入討論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者的問題。我所要談的,其實是個比較簡單的問題:對很多人來說,知識分子就是一群壟斷知識,嘴巴很厲害的人。但是,他們「說就天下無敵,做卻有心無力」。如此一來,知識分子的批評或理論建設,往往不被人們視為是「實踐」。

我想要說的是,對我而言,「批評」本身就是某種形式的「實踐」。但是,「批評」要被視為「實踐」,有一些條件需要滿足。

首先,必須說明,「批評」有好多不同的類型,不同的批評有不同的規範。比方說,道德批評,基於一些原因,批評者與批評對象必須同等看待。也就是說,批評者的「意見」,作為規範性指令,不能僅僅局限於對象,也必須把自己包括在內。比方說,當我批評某個人不能貪污,這個批評必須同時指涉所有人,包括批評者本身。之所以如此,因為道德被預設為具有普遍性,因此道德批評為了體現平等價值,不能把部分人排除在外。換言之,在道德領域,批評和實踐不能分開看待,而必須等而視之。

在此不談道德批評,僅談「人文批評」,這種批評主要發生在文化、知識甚至政治領域。比方說,影評、書評、政治評論等,都可概括在這範圍內。很顯然地,人文批評與道德批評,可能會有重疊之處。但我在此的區辯只是權宜手段,純粹是要釐清一些小問題,所以即便有不周延之處,也無關緊要。

相對於道德領域的「平等」色彩、「批評與實踐不能分離」原則。人文批評卻是帶有「差別」色彩與「批評與實踐的分工」原則。這是兩者在原理上的區別。

簡單地說,任何有關影評、書評乃至政治時事評論等,都允許批評者不被自己的批評意見包括在內,而形成了批評和實踐的分工。換句話說,一個寫影評的人,批評一部電影拍得爛,我們不能像道德批評那樣,也要求作者必須拍一部高水平電影。這種要求是不合理的。

批評和實踐的分工之所以可能,是基於兩個客觀條件。首先,必須有充足的社會資源(人力、物力、技術等),否則我們無從談分工。試想想,一支足球隊由十一個球員組成,才有可能分工,有前鋒、中鋒、後衛。如果整個隊伍只有一個人,談分配崗位根本是多餘的。換言之,唯有球隊擁有充足資源,如人力資源,分工才可能,也才有意義。

其次,我們必須接受一個事實,這世上的社會資源的分佈,無論是天生、自然乃至後天的,都是不均勻的。

以上兩點,第一點決定了分工的可能性,也就是指批評和實踐可以分離。第二點決定了分工的多樣性,也就是說,當社會資源充足後,分工成為可能後,如何分工就由第二點來決定。

舉個例子,A生長於富裕家庭,成長過程中有著豐富的資源,畢業後有機會到國外修讀電影系,成為電影導演。B則自幼家貧,中學輟學後靠販賣翻版VCD維生,工餘看電影打發時間,日久有功,培養了鑑賞電影的能力。

因此,我們的社會,就有了一位導演,負責拍電影;一位影評家,負責罵導演。如果拍電影被視為是「實踐」,那麼影評則無疑是「批評」。這麼一來,我們就已經說明了,何以批評和實踐,在人文領域,是可以分工。之所以可以分工,乃是基於前述兩個條件,即資源的充沛(但有限)與分佈不均。進一步說,不僅僅是可以分工,而且站在社會的廣大利益面看,也應該要分工;這基於兩點,首先,這意味著一個人能夠更充分地發揮有限且分佈不均的社會資源的價值,因此這是人的潛能的發揮。其次,這種批評將促成人類整體的人文價值的進一步提升。故此,無論就個體或整體,人文批評的分工是必須的,也是應該的。

也正是基於上述的考量,至少在人文領域,批評本身就是實踐的一部分,而不是非實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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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

有晚突然有個強烈的感受,自己被整個社會關係網給捨棄了,以孤絕的狀態存活於世上。那種孤絕所帶來的絕望感,如此之強烈,以至於個體完全無法承受與面對,只能迅速逃避。但也沒太多地方可以躲藏。書本或電影?似乎已不再是避風港了。

想起過去每遇不如意事,都會翻讀傳記或回憶錄(所以一路來收藏了一大堆這類書),借著吸取他人的經驗,來加厚自己的生命資歷。厚實些,才耐得住可怕的社會的撞擊與侵害。個體才能找到安身立命之處。

但如今這已成為奢侈的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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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題

1

今年大概是個欠收年份。

幾乎整個9月、10月沒辦法讀完一本書,這是多年來不曾發生的。

身體與精神自8月的糟糕狀態恢復後,9月初起雄心壯志地安排了系列的閱讀計劃,買了好些書。同時讀著幾本書,但也同時讀不完這幾本書。最終都被迫擱在一旁。安排了多項活動,單是做準備功課就累死自己。

還要寫論文,勉強寫了一篇還算能夠接受的論文發出去——這大概是今年最後一篇了吧?一開始寫的時候非常不順利,雖然有個清楚的研究對象和問題,但就是寫得不“上手”。後來刪掉重寫,相當順利,卻又發現自己碰到了一個當下無法解決的難題,因此只好把這篇未完成品擱置,開啟新文檔,另外寫一篇,15000字收筆。

寫作過程中重看了去年寫的四篇論文,雖然量不高,但個人還是蠻喜歡當中的兩篇。尤其去年年底嘗試從更理論的層面去談語言課題的那篇,它不是像之前的論文那樣大部分局限於歷史爬梳與分析。

2

偶爾下班後會覺得不知該如何揮霍剩下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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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懷疑的懷疑與其他

當我們在懷疑時,是否可以透過懷疑來消滅懷疑?例如,我懷疑某人對我企圖不軌,我是否可以透過懷疑自己這個“懷疑”是沒有基礎的來消解懷疑?理論上似乎不可能。因為,我們不過消解了一個懷疑,卻又製造了另一個懷疑,因此我們仍然在懷疑中。類似於挖洞填坑,永遠填不滿。

但仔細想好像又不對。假設我們能夠證明行為A和行為B之間有因果關係,那麼對A的消滅,就會導致B的消滅。所以,我們可以“透過懷疑來消滅懷疑”。例如,在現實中一個人可能對某個事情產生了懷疑行為A,為了消解這個行為A,他/她對此行為A進行了懷疑,而產生懷疑行為B。由於此懷疑行為B產生了效果,加上行為A和行為B之間的因果關聯,於是A行為的消失,意味著B行為的消失。

X

“透過懷疑來消滅懷疑”這句話是不精確的,因為它似乎在指“自我消滅”。但懷疑內在由不同因素、事件等,而構成了眾多不同的“情境式懷疑行為”。因此,句子中的第一個“懷疑”跟第二個“懷疑”,雖然都有著共同的名稱(懷疑),卻在情境上指稱不同行為。只要仔細分析這情境式懷疑行為的具體內容,就可得出,其實“透過懷疑來消滅懷疑”不是指“自我消滅”,而是在懷疑總類別下,“透過B行為消滅A行為”。只是我們日常語言似乎基於方便原則,很少會做那麼細緻的區分。但這樣的方便似乎不宜在學術或思想領域延伸。

例如“去政治化的政治”,這句話讓人看了覺得很高深莫測。但若用另一種方法表達,大概人們就會覺得不合邏輯。“去政治化的政治”似乎可以改寫成“非A的A”,但這不是不合邏輯嗎?但只要深入分析,其實第一個“政治”和第二個“政治”的指涉範圍是不同的,因此不是“非A的A”,而比較可能是“非a的A”。“去政治化的政治”因此也就不是指“自我消滅”,毋寧是指某種政治形態,統治者對其子民進行一種意識形態灌輸,促使後者遠離政治。由於此行動的動機是基於“政治”考量,因此它必須被理解為是政治行動。故此,在此牽涉到了幾個不同的主體(統治者的“政治的考量”與子民“去政治化”)的區別,第一個“去政治化”指某個政治行動的對象(子民),第二個“政治”則指涉統治者的行動。

然而,我們如果不用“去政治化的政治”,還能夠用怎樣的語言來概括和描述上述行動呢?似乎,雖然“去政治化的政治”會帶來混淆或不精確,但這樣的省略(把政治的主體對象省略起來)似乎卻是相對有效的表達方式。

X

每當有人說道:“在這件事情上我們必須有立場。”很常得到的回复就是:“沒有立場也是一種立場。”這話有道理,但卻可能是廢話。

基於日常語言的方便原則,很多語句其實會省略一些含義。沒有立場也是一種立場,這話當然沒錯。但基於方便原則,當一個人指出“我們必須要有立場”時,其實也就已經先定地認為,“沒有立場的立場”在此事件上已經被排除在考量範圍之外。換言之,當一個人提出“沒有立場也是一種立場”時,如果僅僅是為了提醒人們這個道理,其實是廢話,因為大家都懂。但,如果此人的動機是要說服大家在此事件上採取“沒有立場”的決定,則又另當別論。

X

純粹是假期沒事幹,無聊殺時間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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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雨

幾年前到台灣公幹,狼狽地把任務完成後,約了在當地唸書的朋友,在台大對面的公館會面。印像中午餐吃了新疆的大盤雞,下午茶則是鼎泰豐,吃得肚皮都快撐破了。

兩人輪流當騎士與乘客,騎著瘦弱的小藍,穿遊於公館的各個書店。記得在一家破落、沒冷氣的老舊書店,找到一本後現代主義理論家詹明信的書。付錢時,老闆語重心長地說,這是本好書,一定要好好地讀。

多年來,書一直擱在書櫃陰暗角落,後來也不懂丟去哪了。

那天還參觀了台大圖書館,朋友領我到一個裝橫奢侈、華麗的展示區,猶如置身古典時期的歐洲貴族書房。

拍了幾張照片存念,也不知藏到哪裡去了。

去看日式老舊房子。喝豆漿。買禮品,鳳梨酥或芝麻餅,當手信送同事。

忘了晚餐吃什麼,只記得當時倆人都沒要結束的意思,商定好約另外幾個朋友出來喝酒。幸或不幸,大家都不得空。酒興起,不想就此打住,就搭巴士到市區另一邊的一家酒場續攤。

走出巴士,天色無預警地暗下。時間不過傍晚五六點鐘,卻有八九點的感覺。時間感的嚴重錯置,帶來些微的不安和惶恐,總覺得會有意想不到的事將發生。

街上寂靜無人,昏黃街燈垂照地面。倆人肩並肩地走在行人道上,伴隨著輕盈的腳步聲,被各種話題,輕鬆的、玩笑的、日常的、八卦的,圍繞著。

天空驀然飄起雨。雨絲很細很細,灑在身上,沾不濕衣物。僅停留在毛髮上,呈一顆顆小小的、小小的水珠。

抬頭看那街燈映照出的雨的軌跡,以傾斜的角度,徐徐地滑入凡間,完成一次淒美的降落。

好美的雨。

心中的忐忑也一洗而空。

朋友沒有賞雨的雅興,連忙從書包掏出雨傘,動作利落地迅速撐開,就像魔法師打開保護罩,把兩人收入以傘的邊緣為界限的結界,阻擋一切不祥之物的侵入。

“雨有毒。”朋友說。“這是酸雨。”

X

盡興後,我們沿著來時路走回去。酒量淺,紅漲著臉。搖搖晃晃、歪歪斜斜地走。來到人潮熙攘的街道,把朋友拉住,說不太行,得休息休息。

我們靜靜地在路邊歇息,任行人經身旁走過。倆人周圍彷彿築起了一道隱形的牆,把一切雜音隔絕在外,斷斷續續地、不受干扰地聊我们的话题。課業、論文、苦惱、八卦、生活。兜轉於核心話題的邊緣,剎車、前行、後退。終究無法駛入中心。

後來我們各自搭巴士回去,結束了那天的台北一日遊。

從松山火車站出來時,看到星空上掛著一顆明亮的星。眨呀眨、閃呀閃的,像在說些什麼。

我不懂星際間的語言。但我知道,那星光穿越恒河沙數的寂寞星系來到地球時,已是千百萬年以後的事。我看到的是一個在原來世界已然消失的景觀。

而那次在台北的漫遊,也已是五六年前的事。我想起的,也是個已經消失,不再可能复歸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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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不好

想像在自己人生不同階段時床鋪上的睡眠。從小時開始,夾在父母中間,到如今單獨一人。一個床鋪換另一個床鋪,年齡漸長,被夢踢落地的次數越多。

中學時,每逢長假必失眠。腦袋不斷運轉,有時會焦慮,有時則放縱自己的無眠。反正第二天可以遲醒,也就沒有早睡的理由。

夜半無人私語時,家人老早進入夢的世界。木板牆不隔音,隔壁外公、父親的呼嚕聲穿透過來,此起彼落,就像樹枝上兩隻鬥唱的鳥。母親總是說夢話,喊哥的名字。而哥一貫地睡得像頭死豬。

想些什麼呢?想剛才看過的電影,想人生大事,生命的意義。或者幻想自己成為拯救地球的超人。想著未來,有著美好而光明的前程。想著想著,幻想比夢更有吸引力,可以在自己的思維中主宰一切,使之順我心境而生而滅。

也許是這樣才不肯入睡。

不是被夢驅逐出境,而是自己拒絕入境。

有段時間很沮喪,碰到很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幻想無法幫助我,反讓我鑽牛角尖。只好把自己藏進夢裡逃避現實的追捕。

就像把身體沉入海底深處,任水流、魚蝦經身邊游過。寧靜、心安。

於是,不斷地以睡眠對抗現實。每次醒來,心情都會稍微平復,卻總是很快地再次被現實挑起內心的不安。

這幾年,生活算是穩定。但卻有些自己無力解決的不如意的事。想要躲進夢中,逃避這一切。偏偏常會被卡在入境關卡前,徘徊數小時而不得入內。有時候成功過境,卻在半途被抓走,狠狠地丟出去。

驚醒的時候,偶爾心中有恨。

寒氣攻心,不得不把被單裹得更實。捲曲身子如母腹裡嬰孩的姿勢,等待被降生。不是在現實,而是在夢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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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孩子

有段日子生活相當孤獨。家人都外出工作,傍晚五六點後,就只我一人。

無所事事,就拿起掃帚、地拖打掃起房子,從客廳拖起到屋後,不需要半小時就可完工。都選擇家人不在時才做。因為要給他們一個驚喜(啊怎麼地上那麼乾淨!)?當然不是。最主要原因還是自己的古怪個性:不想讓家人看到我是個乖孩子。不想聽到讚美的話。

於是,這一切乖孩子會做的事情,都是在隱秘的情況下偷偷進行。

把自己真實的那面,用各種伎倆隱藏起來。

有些活幹了會很明顯,例如長滿油積的百葉窗,抹一抹就會露出馬腳。不抹的話又覺很不舒服。於是只好想藉口掩飾,例如抹一扇窗向父母要求若干報酬。如此一來,這些活幹起來就不是因為“我是乖孩子”,而是“我需要錢”。

後來回想,當時之所以很想把自己的家打掃乾淨,深層原因不是潔癖。而是為了追求一個完整的、健全的家。

父母關係不合,尤其在我小六之後,目睹這一切大變動對小小心靈造成隱而不顯的創傷。

既然無法求得天倫之樂,至少在環境上可以靠自己的一雙小手打磨出舒適空間。以後者填補前者。

這種補償心靈的手段,竟在那麼小就已洞悉。

那段獨處時光還蠻自在。家務做完了,偶爾會用自學的廚藝弄盤炒飯或炒麵。後來父親知道我喜歡自備晚餐,也常在雪櫃的霜格裡放些雞肉塊,切片裝進塑料袋。從雪櫃拿出後必須置於水中解凍。清洗廚具,熱鍋,放油,蒜米爆炒,一陣油煙像火山裡的岩漿亂跳。放雞肉塊、冷飯,加蛋,一鍋永遠要嗎太油膩要嗎太清淡的炒飯就出爐了。

心自在,也因此能在孤獨中自得其樂。

現在回想,那段自得其樂的日子,會不會對我的個性起了些什麼影響?

不得而知,不可考,也許不應去追問。

如今我的腦袋一直空轉,無法讀書、無法做抽象思考。也許可以借用某人的用語,它在“低度運作”。

想要透過對過去自我的書寫,釐清內在世界的種種狀況。也許可以找出答案。也許答案永遠都找不到。

但,答案真的重要?

那段自得其樂的日子後來很快就被群樂取代。不多久竟當了木屋區的孩子王,打籃球、踢足球、下水溝、廢礦湖戲水抓魚。

也曾群騎探險,在農曆七月鬼門關打開之際,闖進幽僻的村落,看那一間間丟空的屋子如何被大自然回收。或者那雜草叢生中的敗壞的斷牆殘垣。

尋找鬼屋,想看看他們的真面目。

常有夥伴裝模作樣地胡說我看到那間有鬼!

像個野孩子,邋遢,粗魯,口出狂言或髒話。

也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野孩子被撿回家溫養,粗口、髒話、狂言、粗放的舉動漸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文弱書生,一個“知識分子”的養成,從此開口閉口國家社稷自由民主平等。

如果野是天性,那麼這書生性格,是後天養成?

也許,書生是天生的,只不過被環境放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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